其次，主动完善产业链并提升价值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中，中国已经成为链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节点，居于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网路的枢纽地位。据统计，制造中间产品的全球贸易中约有20%来自中国，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从消费品扩展到资本品，中国的电子电气设备、高科技零部件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同时，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进口份额都非常高，表明该产业已经深刻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网络。另外，中国对能源、金属、木材等上游原材料的进口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应高度重视海外能源与矿场资源，加快战略性资源的安全性布局，打造一流竞争力跨国资源企业，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当前的疫情危机正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并打通我国创新链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大力提升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战略窗口期。随着防疫常态化措施的推行，采用数字经济助力防控、大力推行非接触式物流和网上云端服务正逢其时。疫情期间传输软件服务数字产业链条蓬勃发展，有效支撑了区域经济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应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为疫情后世界经济重启做好充分准备。应鼓励企业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提升交易效率，精准匹配供需信息，促进经济信息联动共享，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再次，要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新发展格局决不是简单的国内封闭循环，而是高水平开放基础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从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市场到高等要素融合的动态升级。根据新的经济战略，要从之前的商品贸易流动型开放走向共融规则认同基础上的制度型开放;重新梳理区域比较优势，依托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城市群，从简单数量型单项外资引进向内涵型双向投资转变，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有条件本土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与收购国外企业，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工业园区与科技合作示范区，培育中国的本土扎根型跨国公司并实现全球化运营。同时，激励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依托国内价值链和超大规模市场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站在内地开放型经济高地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以国际化合作视角来解决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能过剩与技术封锁问题。积极推进“海外中国”建设，促进我国跨国型企业对东道国本地化创新资源的吸收与利用，大力促进逆向知识溢出，并逐步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