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2014年8月份，多个省市区近日陆续发布普通高校学费上调信息，部分省区平均涨幅高达50%。业内人士指出，一些高校近年来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一边“乱花钱”一边“喊缺钱”的现象值得警惕。此事引起热议。

 

　　[权威论述]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强国之本。

 

　　——李克强

 

　　【标准表述】

 

　　[原因探析]

 

　　第一，学费上涨有其必然的原因。作为社会组成的一个部门，高校并不是真正的象牙之塔，与教学科研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配置，也都需要财力支持。在物价普遍上涨的社会大环境中，期望高校一家的费用不变甚至下降，是不现实的。

 

　　第二，与目前的教育体系和对高校投入的方式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高校办学机制是一元化的，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资金来源单一，都是行政拨款，加上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又相对有限，于是高校的选择也就不可能多样性。

 

　　第三，高校大扩招、大建设必然导致的后果。搞大扩建和新校区建设的高等学校，大多都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而且随着年限的拖延，贷款的利息如雪球一样，无疑会越滚越大。而行政拨款，都是一定的和有限的，债务最终还得学校慢慢消化。所以，高校扩建的羊毛必然会有一部分出在了后来入学的学生身上。

 

　　第四，与高校的管理机制有关。目前，中国的高校运行成本比较高的原因，还有一个是高校管理的机制问题。高校的非教学科研部门太多，管理人员太多。高校的管理机制，其实是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延伸，在整个社会行政机构相对臃肿的今天，期望高校管理机构瘦身，难度很大。

 

　　[注意问题]

 

　　其一，教育成本不能是一笔糊涂账，高校铺张浪费不该由学生埋单。高校的乱花钱现象，从新闻报道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举办校庆晚会，不惜花几百万元请明星助阵；修建一个“高大上”校门，一下子花掉几百万元……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铺张浪费和腐败丑闻，不断刺激着公众神经。如果把这些“腐败成本”摊进教育成本，让学生为腐败埋单，是极不公平的。上调大学学费，须以高校厉行节约为前提，决不能允许高校一边乱花钱一边向学生多收钱。

 

　　其二，大学学费标准不能突破政策“红线”。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机制，根据1996年原国家教委出台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反观一些上调后的大学学费，明显突破了这条政策“红线”。比如广西高校的生均教育成本为14667元，按照25%计算学费平均标准应不超过3667元，但是广西高校学费上调后，平均学费标准达到了5077元，相当于生均教育成本的近35%，明显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

 

　　其三，热门专业高收费不合理，并且加剧了教育不公。此番各地上调大学学费，一个突出特点是热门专业学费上涨幅度较大。鉴于各个专业的教育成本不同，学费当然可以有所差别，但是只要热门专业就高收费，显然没有道理，因为某个专业是否热门，与该专业的教育成本并无必然关系。实际上，热门专业高收费是造成教育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即使考了高分也不敢报考热门专业，而只能选择收费较低的冷门专业。同样考了高分，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热门专业，穷人家的孩子只能读冷门专业，这种不公平所引发的“后遗症”，就是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在人才市场上将会遭到不同的境遇。

 

　　[影响]

 

　　对不少贫困家庭来说，供一个大学生也许能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但是学费上涨可能会对此带来影响。高校学费调整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走，即便涨价，也要充分考虑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不能因为涨学费而把贫困学子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外。目前，有很多学生在毕业时拿不到自己的毕业证，究其原因就是还不完上学时欠下的债。

 

　　[措施]

 

　　在大学学费大幅上涨，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面前，反思穷人教育学，理清大学培养成本，补齐教育投入欠账，下调学费标准让利于民；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疏通平民子弟上升通道施惠于民，值得考虑。

 

　　对此，建议：

 

　　第一，完善高校的财务管理制度。财政部门应负起责来，没有做到公开义务的院校不予拨款。公办高校的学费，政府应该严格控制，进一步要求高校要公开财务信息，晒出学校的所有财务账单，具体到细目的开支，以此核算出生均成本，作为确定学费标准的基础。高校上涨学费也须有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论证、公开和民主听证，而不能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简单做决定。美国早在1965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中就对高校贷款的条件、年限、利率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高校要通过中介机构评估、举债，也必须主动公开财务报表，这些举措都值得借鉴。

 

　　第二，纠正办学理念。教育本应以学生为本，但近年来公办高校却有企业化倾向，干的是企业该干的事——圈地、建酒店、搞地产；算的是企业该算的账——成本产出不是看培养了多少学生，而是看财务上盈利多少。“教授治校”理想尚未照进现实，“老板治校”俨然有模有样。接受财政拨款的公办高校也打起自己的小算盘，这无疑是大学精神的堕落。纳税人不需要一所盈利能力很强的大学，需要的是一所能培养人才的大学。涨学费可以，但须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相应提高奖学金、助学金数额。涨价前，必须严格落实教育经费收支两条线，断了个别人创收的机制便利，此外校长选聘、考评还是应以学术为导向，减少行政干扰、财务指标方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