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最让许多中国老百姓期盼或关注的，并不是“地球毁灭”一类预言与传说，而是一个叫作“异地高考”的新名词。教育主管部门年初明确要求各个省市在年内拿出自己的方案，设定门槛与时间表，允许那些非本地户籍却已就地读书多年的孩子就地高考，并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录取机会。北上广等教育资源集中、人口压力也巨大的一线城市重切招生蛋糕的第一刀究竟会如何落下，才能保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减少损害与争端，无疑会颇费踌躇。

 

　　踌躇的是异地高考的面临的难题：一旦开放异地高考，很可能会带来高考移民，权力寻租，流于形式等种种问题，然而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放慢改革的脚步。因为这是事关“公平”的大事。“公平”二字，反复出现在十八大报告的几个章节内，从“促进教育公平”，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更进一步地表明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具体化为“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便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从民间声音，逐渐化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再三强调以及党代会的承诺，显见已成为整个社会最为急切的期盼。这一强大社会心理力量，既可能引来不同群体间的冲撞与矛盾，也会成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体制机制变革的正向能量。

 

　　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表述中间，真正值得关注的核心，是“规则公平”。前两者更多关乎国家管理、社会运行的根本理念，后者才是具体抓手，是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浩大工程必须加紧建设的基础和落脚点。

 

　　规则公平，说来容易做时难。以开放异地高考为例。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要打破数十年运行格局，构建新的资源分配体系，要移除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旧规则，面对已无孔不入、日渐坚硬的潜规则，要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某一群体的具体利益，在兼顾可持续发展效率与满足现实需求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如何“开步走”以及“小步快走”，如何避免新规则衍生更大不公平，无疑是对管理者勇气和智慧的挑战，也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考验。

 

　　世间并无全能的大智慧者，靠少数长官、智者运筹帷幄定计划立规则的封闭时代已成过去。我们期待靠制度、规则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而规则公平则只有通过向社会打开大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各方监督才能逐步获得。惟有深化政治改革与开放理念，才是关键。